互聯網給政治參與帶來的影響
時間:2021-01-16
互聯網給政治參與帶來的影響
  • 互聯網的實時性和便捷的討論平臺帶來了更多的政治參與信息和機會;二、降低參與成本;三、互聯網的互動性可以增強民眾與官員的直接互動,比如電子政務等形式。
因此,部分學者認為互聯網的普及必然推動廣泛的政治參與,帶來“數字民主”,而悲觀主義者則認為互聯網普及,比如網絡的娛樂化會引起政治興趣和政治參與水平的下降,反而不利于民主的發展。網絡技術在動員方面的優勢深刻地影響著競選和社會運動這兩類重要的政治行為。在競選方面,2004年霍華德·迪安(Howard Dean)和2008年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競選策略讓大家充分認識到了社交媒體的選舉動員和募集競選資金的能力。除了競選,線上政治參與和線下政治參與的互動還體現在互聯網怎樣被用于組織線下集體行動。學者將傳統研究社會運動的分析視角運用到網絡空間的抗爭行為(internet activism),分析作為動員結構、政治機會以及框架化工具的互聯網。近些年來,部分學者開始質疑“互聯網在民主化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樣一種主流觀點。他們認為互聯網在近些年一些發生在中東國家革命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而且互聯網對原有秩序的破壞能力并不意味著其具有建立新的民主制度的能力。在國內,伴隨著因特網的普及,網絡上討論集體行動的政治參與行為增多,部分線下的集體行動事件首先發生在網絡上,比如環境抗議事件。通過總結1998年至2009年發生的160起網絡輿論事件,學者發現國內網絡輿論事件關注的焦點是政治與民生問題;運用案例分析,國內學者深入挖掘了群體性事件中網絡的助燃作用以及如何積極管理和引導網絡輿情。
“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制主要
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絡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從1994年4月20日中國正式進入互聯網之日算起,截至2017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已達7.5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4.3%,較2016年底提升了1.1個百分點,中國網站總數為506萬個?;ヂ摼W時代給中國的國家治理帶來了巨大的積極影響?;ヂ摼W逐步應用到了地方治理中,比如政府電子政務和政府新媒體的迅速發展,為治理轉型創造了廣泛的社會動力,也深刻影響和重塑著政府與社會的互動模式。自由開放的網絡空間為民意的表達和釋放提供了出口,是社會的“安全閥”。無論國家的政體形式,網絡應用能推動民眾偏好的表達和信息自下而上的傳輸,降低信息收集和傳輸的成本,推動決策的民主化與科學化。通過分析170個國家1996年到2010年的數據,學者發現網絡普及率與治理質量呈正相關關系:更高的網絡普及率帶來質量更高和更穩定的治理。網民的線上參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府的議程設置,使得黨和政府的決策更有回應性,因此也有利于提升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和支持度。網民政府新媒體也會對網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參與產生深刻影響,激發網民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和參與行為。同時,互聯網時代也給國家治理帶來了挑戰。從2003年的孫志剛案件到廈門PX項目事件、山西黑磚窯事件,再到2009年的“躲貓貓”案件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許多類似事件的出現、發展以及解決都與網絡公共輿論密不可分。在保證網民政治參與的同時,網絡時代需要國家有效管理和引導網絡輿論來遏止網絡謠言等不端行為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大局。每個國家都對網絡有相應的監管,主要有維護網絡安全、保護公民隱私、打擊網絡犯罪和加強對非法內容的管制,包括對威脅國家安全與利益的頁面內容以及特殊色情內容的管制。如何在網絡時代進行有效的社會輿論引導,尤其是應對突發的群體性事件,給政府提出了新的挑戰。網絡媒體的特征打破了政府對信息提供和輿情塑造的壟斷地位,網絡平臺中出現的競爭性解讀方式和信息內容呈現,有可能對政府公信力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主動和及時的信息公開,輿情信息收集和引導有助于發現萌芽狀態的沖突并及時有效地緩和甚至化解社會沖突。關于我國網絡社會對國內政治影響的研究,在網絡使用群體細分以及網絡與政治行為的具體連接機制這兩方面還有較大的發展和挖掘空間。線上和線下政治參與的群體有沒有區別?基于中國的調查數據和列舉實驗,學者發現“男性、流動人口、就業者比其參照類人群更多在網上批評政府官員或政策,年齡、家庭人均收入和信息獲取程度與網上批評政府呈負相關關系;男性比女性更多討論集體行動,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更少討論集體行動,教育水平與討論集體行動正相關,而威權價值觀和信息獲取程度均負向影響線上討論集體行動”,個人擁有的網友規模與這兩種網上參與均呈正相關關系。2008年和2011年的全國大樣本社會調查數據發現,男性、城市居民、共產黨員、學歷較高以及更年輕的群體相較于其他群體更依賴互聯網來獲取政治和政府信息。一方面這凸顯了樣本自選擇偏差的客觀存在及其在進行相關因果分析時可能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鎖定這個群體內部在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方面的差異有助于挖掘或檢驗網絡與政治行為之間的具體連接機制。有研究發現互聯網帶來的信息多元化有利于民主觀念的生長和發展,這種價值觀的變化是連接網絡與政治行為的機制之一。針對這方面的進一步研究將有助于加深我們對網絡社會的政治影響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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