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社會中的國家及其與社會的互動
時間:2021-01-16
網絡社會中的國家及其與社會的互動
總體上來說,學者認為網絡對國家權力提出了諸多挑戰,最主要的挑戰來自于國家喪失了對
輿論的壟斷。各種主體,包括每個個體、跨國集團、新聞媒體、公司等都可以通過網絡空間來影響和塑造輿論。傳統信息空間被國家操控,網絡空間重構了傳統的公共空間,“國家過濾機制黯然失色……復制、折射、反映、描述社會和歷史的權力已經彌散化、去中心化,國家對復制社會的權力壟斷已經被打破了”。
除了對國家輿論控制的挑戰,國外網絡社會研究也指出了在政治和文化層面,互聯網對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主權等涉及國家安全的要素的沖擊?;ヂ摼W對國家權力的影響還體現在對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影響上,主要的作用機制和載體是不同類型的網絡政治參與。網絡政治參與指公民借助互聯網表達自己的政治意愿,參與政治活動,對政治系統的決策施加影響的行為與過程。接下來,本文主要從政策過程、競選和社會運動三方面來分析網絡政治參與及其影響。
網絡政治參與對政策過程的影響體現在網絡輿論對政策議程設置以及政策調整的影響上。
政策議程指的是那些被決策者選中或決策者感到必須對之采取行動的要求,是對各種議題重要性的排序。
美國學者羅杰·科布等劃分了議程設置的三種模式:第一,外部推動模式,即問題由非政府組織提出,然后擴展成公共議程,最終進入政策議程。第二,內部動員模式,即由政府或政治領導提出一個政策,然后動員民眾對政策進入議程和實施予以支持。第三,內部推動模式,即問題由政府內部動員或與政府關系密切的團體或專家提出,不需要尋求公眾的支持。
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曾總結推動社會問題進入政策議程的觸發要素,包括政治精英介入、危機事件、抗議活動以及媒體曝光。我國在政策議程設置研究中普遍借用壓力模式這一分析視角,并且強調因特網使得政策議程設置更加科學化和民主化。依據政策提出者的身份以及民眾參與程度的區別,學者劃分了六種在當今中國并存的政策議程設置模式:關門模式、動員模式、內參模式、借力模式、上書模式和外壓模式。并且,伴隨著網絡社會的發展以及專家、傳媒、利益相關群體和人民大眾發揮作用的增長,關門模式和動員模式逐漸式微,內參模式成為常態,借力模式和上書模式時有所聞,外壓模式頻繁出現。
類似地,在網絡社會,政策議程設置正在經歷從權威動員式向網民觸發式轉變,這種網民觸
發式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網絡話題的形成和凝聚,普通民眾通過網絡媒體的平臺,對某一事件進行深入廣泛的討論,讓更廣范圍的大眾針對此話題產生共同體驗和情感共鳴。
第二,在經過大范圍的議題的爭辯達到意見趨同的情況下,伴隨著利益訴求的提出,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向政府部門施加壓力,這種壓力既包括網絡民意集聚形成的壓力,也包括網絡媒體突破地方和部門管制引起上一級政府關注和干預而形成的壓力。具體來說,網絡民意通過線上與線下參與互動模式、抵制與不合作模式以及多主體隱形聯盟這三種策略來形成壓力并推動政策議程的建構。從“多源流理論”的視角出發,學者闡釋了網絡媒體如何影響“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以及“政策之窗的開啟”。
以2007-2012年具有“轟動效應”的中國重要網絡事件為樣本,根據網民參與程度、政府回應程度以及政民互動程度三個維度,中國地方政府決策回應可分為四種模式:鴕鳥模式,即民意部分參與、政府不予回應;蜂王模式,即政府主動、民意部分參與;杜鵑模式,即民意先發、政府被動回應;鴛鴦模式,即政府主導、政民高度互動。數據統計顯示杜鵑模式為主要模式,樣本中84%的事件為民意先發下政府被動回應。
除了在負面事件引發網民高度參與背景下的政府與網民互動,其他互動的途徑包括各層級政府主動設置的網絡問政平臺,比如“專題性”和“留言板性”網絡問政平臺。學者關注在信息公開改革的推動下,這些政府主動設置的網絡問政平臺對民眾意見的回應程度及其如何影響網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實證研究發現,網絡政府回應行為具有選擇性的特征,網民的社會和政治身份、地區性國家社會關系和經濟發展、使用的話語等因素都能影響政府回應的程度:本地人、集體訴求、經濟性議題、低成本且單一議題訴求、使用內集體話語和賢能話語的訴求更容易得到政府回應。
通過比較肯尼亞和中國,研究人員發現肯尼亞在媒體大規模曝光腐敗、瀆職等事件后處罰力度小且行動遲緩,而中國政府對媒體曝光事件的回應迅速有效。通過分析市長信箱的海量數據,學者發現地方政府的這類網絡平臺具有較高程度的回應性,同時地方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地方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是影響政府網絡平臺回應性程度的主要變量,并且中國政府在網絡空間的回應性源于官員對治理當中的委托代理問題(比如代理滑移)的應對?;诤A空瘴⒉┵Y料的大數據分析和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與其他網民相比,關注政府新媒體的網民更認可網絡能為自己提供及時和詳實的公共事務信息,并且政府新媒體的網民認為網絡提高了其政治興趣;關注政府新媒體對線上政治參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注政府新媒體的網民明顯在博客、網絡論壇、微信、微博等主要社交平臺上就國家大事或公共事務發表更多的評論。
除了通過互聯網參與影響政策過程,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比較關注的其他網絡政治參與行為
還包括在網絡上批評政府官員或政策、開展選舉動員、討論集體行動等。在社會調查中,衡量網絡政治參與的問題經常包括是否通過網絡聯系當選的議員或領導候選人、表達關于某個政策的意見、與其他網民一起嘗試解決某個問題等。與傳統的媒介使用和人際交往相比,互聯網的開放性、匿名性和交互性為公民獲取信息、表達政治觀點、開展動員提供了更低成本和低風險的手段。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指出了互聯網影響政治參與的三種主要機制:降低交易成本、減少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和同質分類(homophilous s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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